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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天津解放那一天】我解放了我的家乡
2019年01月15日 宣传部  审核人:   (点击: )

2019年1月15日是天津解放70周年纪念日。从2018年6月起,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与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合作,足迹遍布天津、河北省唐山、遵化、古冶、承德、迁西、滦县等地,对30位亲历天津战役的解放军老战士、中共地下党员和参加外围战斗的官兵以及普通市民进行了深度采访,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口述录音、录像资料。并于近日编辑出版了《天津解放那一天》一书,为历史留下更加真实、鲜活、生动、具体、有价值的资料记录。在天津解放70周年纪念日这个特殊日子,经本书主编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沈岩授权,我们摘取书中的部分精彩内容,“弘扬革命文化,传承红色基因,讲好英烈故事”。


受访人:史德山

当年住址:天津老八区河北大街

现住地址:天津市红桥区佳园东里


我从小生活在天津老八区河北大街那个地方。和平、河西、南开、河北、红桥、河东,这是现在天津的市内六区。天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1958年,曾有过“市内八区”的存在,即一区、二区、三区、四区、五区、六区、七区、八区。直到1956年,天津将市区以序数排列的一至八区分别更名为和平区、城厢区、河北区、河东区、新华区、河西区、南开区、红桥区。二区改作城厢区,1958年并人南开区;五区改作新华区,1958年并人和平区。

我8岁跟着叔父做小活,13岁那年,我的父母亲撒手人寰,我成了一个孤儿。那时的我无依无靠,穷困潦倒,每天过着流浪儿的生活。

苦难劳工

我14岁开始学徒。15岁那年,有一天我正想找点儿东西吃,突然间街上大乱起来,临街的店铺买卖家都关上了门,街上的一些人想跑都没有地方跑,想躲也没有地方躲。此时,从远处来了好多日本兵,不由分说就把街上的人赶到一块儿,押上日本大汽车运到火车东站。我记得是日本人租借的一个大院子里。

在那里我们住了两天。第三天,日本兵又把我们这些抓来的人赶上了火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行程,火车到了关外某个地方停下。车门打开,日本兵强行让我们都下来修铁路。我们这些人吃不饱,睡不好,饿得受不了,不少人偷着跑了。过了些日子,没有胆子跑的大多数人,又被押上火车运到黑龙江深山老林里,这时再想跑也跑不了了。从这开始,我们和几年前抓来的劳工一起干活。每天都有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看守着,让我们挖山洞。死的劳工太多了,山塌了,外面的劳工想进也进不去。

我们听说这个山洞是通到苏联的,还真听说有的劳工偷跑过去了。再后来,又听说我们这些被抓来的劳工中有八路军和地下党,这些人成了我们翻身的带头人,大家都听他们的话,所有劳工团结一心,与日本兵斗争。我们在老工人的带动下开始大罢工。我们向日本工头提出来的口号是“我们要回家”等。随着罢工的深人,我们劳工还认识到“革命要团结”的必要性。劳工大罢工的声势越来越大,我们用铁锹、榔头等作为武器。无奈之下,日本工头只好派出代表与工人进行谈判。经过艰苦的等待,日本人终于答应我们的要求,把我们送回老家去。于是大家满怀憧憬踏上了归途,可是火车刚刚到达奉天时,日方代表对我们说关里已经回不去了,铁路被破坏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在奉天大黄屯又开始了劳动。这时候的日本侵略者已是强弩之末了,而我们工人自己的队伍成立起来了,并且一天天发展壮大。我们喊着口号:“工厂是我们工人的,我们坚决保护它。”没多久,在大家的努力下,日本工头被我们打跑了,我们占领了日本人在奉天的一些工厂。为了保护好这来之不易的成果,我们拿起武器开始接受军事训练,学习投弹、射击等。

参加革命

1945年,我在东北奉天参加了革命。那年我刚刚15岁。此时,苏联红军到了奉天,我记得苏联红军司令部和八路军司令部关系很好。苏联红军听说国民党新一军到达离奉天不远的地方时,就通知我们赶紧从奉天经过辽河、康平、法库,到达郑家屯。我们在郑家屯大概待了两个月。一天,听说四平街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开战了。接下来四平伤员一批又一批运到郑家屯,我们接到命令,继续撤退。从郑家屯撤走也就两三天,我们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,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老同志依靠丰富的经验,决定顺着高粱地前进。成功到达吉林市,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休整,又一口气来到黑龙江的桦南县。

我们刚到桦南这个地方,发现当地老百姓都特别害怕穿军装的,躲起来不敢见我们。经过了解,是因为这一带有土匪,经常抢老百姓的粮食和鸡。所以我们刚到桦南时,开展工作非常困难。为了尽快恢复战斗力,在党组织的领导下,我们开始打土匪,分田地,宣讲我们共产党的政策。从此以后,一批又一批的土匪投降了,我们按照缴枪不杀政策对他们进行教育。他们当中,有少数回家参加生产劳动,还有多数人要求参加军队。按照上级的指示,我们开始动员翻身的农民子弟参军参战,队伍逐渐壮大起来。

残酷战斗

我第一次参加作战是在四平。那是1947年春天,当时我刚17岁,是连里最小的通讯员。当时情形对我方很不利,敌强我弱而且下了一个礼拜的大雨。四平街的敌人是国民党新一军和新六军,他们经过美国训练,一切武器和生活用品都是美国供应,并且配合有飞机大炮等。而我们一切都是很困难的,物资基本没有什么保障。战斗中,四平战场渐渐没有了界线,敌我双方里三层外三层混战在一起,我们三天三夜都喝不上水,吃不上饭,一个个都像泥人一样。敌我实力差距实在太大,我们不得不调整作战策略,改为白天进到战壕里休息,天一黑就向敌人发起攻击。我们连有四个排,一百多人。连部有四个通讯员。当时,尖兵排那边失去联系,攻到什么地方也不清楚。前三个通讯员为了找尖兵排,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连长和指导员此时都非常焦急,派人还是不再派人?派人的话可能还像前面一样再回不来了,不派人就根本找不到尖兵排,一点儿机会也没有。

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,我也“船亮儿”(天津话,明事理,讲义气的意思),主动请战去找尖兵排的同志。连长和指导员先是一怔,然后叹了一口气,我知道他们心中的无奈,于是更加坚定了要去的想法。准备出发时,他们给我说了很多应注意的问题,给我指明了尖兵排可能已经到什么地方,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强求,实在找不到就回来。于是在他们不舍的目光下,我跳出战壕,什么都不想就向着可能的方向跑了出去。

那可能是我这生遇上的最大的雨,雨滴像拳头一样拍打在我的身上,加上战场上到处是死尸,那个场景至今难忘啊。我根本顾不上这一切,拼命地跑着,天黑,地滑,真是太难了。天上的黑云层露出了点光亮,我一看就要天亮了。实在太渴了,看见地上有积水,就想喝点儿水再跑。我用手捧起来,正准备往嘴上凑,一看是红色的。哪是水呀,是人的血呀!你就想想当时四平街打得多惨吧。我想起了战友们现在还下落不明,得赶快找到他们,希望他们平安无事!想到这儿,我突然全身充满了力量,用尽力气猛跑,争取快些找到尖兵排。又跑了一会儿,我跑到了一处小二楼,那里好像有人走动,我走近才发现不是我们的人,是国民党的军队。戴着大檐帽,端着枪站岗。我想坏了,不能让他们抓到,我得赶紧跑,于是迅速转身往另外方向不要命地跑。开始国民党哨兵没注意,后来还是看见我了,十好几个人朝我追来。他们追不上我,那时候我跑得快,不快也不行啊。他们实在追不上我,就开枪打我。步枪前面有个枪榴弹,他们拿那个枪榴弹打我,结果有个在距离我前方一米远的地方爆炸,我的脸上顿时出血了,下巴都被炸烂了,门牙也被炸掉两个,血流不止。可是有什么办法?我还是要跑,宁死也不能让他们抓住。最不愿碰到的情况发生了,前面出现一个高大院墙,后面的紧追不舍。这时,我脸上的血还在不断地流着,还背着一把小马枪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,猛的一跳翻过去了。我听见好像有人叫我的名字:“小史,小史……”我擦了擦脸上的血,一看心里是又惊又喜,老天真是保佑我。这一跳,正好把我带到了我要找的尖兵排身边。我当时就有点晕了,用最后一丝力气告诉他们连队的位置,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后来听他们说,我被抬到后方四平野战医院。到那里不多久,医院就被敌人包围了。当时伤员太多,情况非常危急。医院领导决定,能走得动的马上跟着部队走。我们最后到达了安东的凤凰城,那是朝鲜族聚居地区。我又进了医院,一住就是两个月。痊愈后回到我原来的连队,但已物是人非了,原来那些战友基本看不见了。

1947年春节,我北满部队三下江南,吹响了向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号角,紧接着东北战略反攻开始,随即辽沈战役全面展开。战争是残酷的,在辽沈战役中,我们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九连,在胡家窝铺遇上了顽敌。三次冲锋之后,牺牲了我的一百多名战友,全连只剩下13个人。就在我们抱着必死的信念,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冲锋时,张营长带着通讯员及时找到我们,认真分析了敌我情况。就在天刚擦黑,村里敌人准备逃跑时,张营长令我立即带头向村里冲锋。回想起来,这是我经历过的第二次惨烈战斗了。

解放家乡

辽沈战役之后,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,让火速转移战场极速进关,这也是我离开家乡几年后第一次进关。从山海关山根底下人关,一直到蓟县的孟家楼。当时部队顺着山海关长城进关,经过很多山村。行军时,每个村的老百姓都端着开水,拿着红枣、栗子、熟鸡蛋,给我们吃。还有村民举着彩旗大声高呼:“毛主席万岁!共产党万岁!”“大军向前进,生产长一寸。”“东北大军进了关,好像猛虎下了山!”听着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,我们行军的步子加快了,每个战士都忘记了脚底板上血泡的疼痛。

当时我所在部队已改编为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三营九连。那是尖刀连,专门啃硬骨头的。我那时候是个班长了。我们这一路马不停蹄,经过一段的急行军,终于接近并包围了北平。我们驻在安平县,在天津和北平之间。这时,我们听说林彪的指挥部已经到达蓟县孟家楼村,大部队在天津和北平一带,边休整边做攻城的战前准备。正当我们准备冲向北平城的时候,部队突然接到命令,让我们把随身携带的枪支、弹药以外的东西全都扔掉,火速跑步向天津前进。本来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北平,都准备得差不多了。我记得已快过春节,外面下着小雪,端起肉都准备吃了,紧急命令来了,马上集合宣誓。经过一百四十多里急行军,天还没亮,我们就到达了杨柳青镇。就在石家大院门口,部队稍微停顿,不到半个小时,连口水也没喝,又开始向市里进发。从杨柳青看,天津就像一团火似的。我记得大炮架在堂二里(现属河北省廊坊市管辖)。咱们用的都是野炮,缴获国民党的。当时我是步兵,使用的是汤姆逊冲锋枪。一个连里有一个机枪班,有一个小炮班。小炮就是掷弹筒。

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,我军势如破竹,从杨柳青到西站,再到南市,从南市又到四十中学,到南开大学附近。当时战况进展得特别迅速,不到半天的时间,我们打到了天津的南运河,跟着就打到金钢桥。那时候都乱了套,战士们里三层外三层,就是随时听上级的指示,让往哪里打就往哪里打。打到北运河,就是现在大红桥附近。那时大红桥还是木头桥,咱们是搭的浮桥,上面铺的木板。我们部队最后直接打到解放桥,几个野战军会师,好多部队都在那里。我们部队在天津伤亡是最少的。

当时,我看见我们的友军也在金钢桥附近,敌军的桥头堡还在死守,友军伤亡很大。在这紧急的时刻,我们九连崔继生同志不顾危险,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的桥头堡,随着一声巨响,我们前面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,我们四野和友军会师了。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实在是太兴奋了。天津——我的故乡解放了,而我就是参与者之一,我无比的骄傲与自豪。这时候,我是多么想回家去看看。家里还有个叔叔,在北营门住,多少年没回家,是不是还健在也不知道。

那时候,部队战士经常诉苦,战友都知道我是天津人。我跟指导员说:“我得回家看看。我还有叔叔,是个残疾人。还有妹妹。”指导员说:“小史,你可不能走,你是共产党员,又是功臣,又是一班之长。现在东北的士兵,到了天津都不想走了。他们的家乡都解放了,心情不一样了。你一走对部队影响太大。”当时有个口号:“革命无到底,丢掉九十里。”部队是三人一组,相互监督。我经过思想斗争后表态说:“请组织放心,全国解放我解放,全国不解放我不回家。坚决革命到底!”后来我就随部队一直打到海南岛。说起来很简单,这一路打了多少仗啊!

当时解放天津,市民非常高兴。做买卖的老百姓都出来欢迎,没法用语言表达。在金汤桥会师后,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,让我在南开大学押送俘虏。我一个人拿着冲锋枪,押着一百多名俘虏,押到堂二里。俘虏都比较老实,南方人居多。国民党军队当时士气低落,南方的俘虏也都不跑,都是抓壮丁抓来的。当时有个口号:“闻风三十里,枪响一百一。”国民党军队没有士气打仗了。南方的国民党士兵家乡都没有解放,家里怎么回事也都不清楚。咱们部队对待俘虏的政策很好,到了堂二里以后,国民党排长以上的在一起,普通士兵在一起进行学习,然后开路条,给路费回家。

在炮火硝烟的岁月里,我曾立大功两次、小功三次。后来,我被保送去第五步兵军官学校学习,在河南信阳。我在那儿学习了四年。再后来就回到天津,红桥区武装部安排我到大明电机厂、东风电厂工作。

来源:津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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